垃圾分类革命，在中国到底有多难？

7 月 1 日，上海将全面步入垃圾分类强制时代。
今年初，《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通过表决：个人混合投放垃圾今后最高可罚 200 元；单位混装混运，最高则可罚 5 万元。这将意味着垃圾分类被正式纳入法律管理范畴，而不再“无法可依”。
其实，国内的垃圾分类最早可追溯到 1993 年的《北京市城市市容环境卫生条例》，其中明确指出：“对城市生活废弃物，逐步实行分类收集、无害化处理和综合利用。”其后，北京、上海等 8 个城市被确定为全国垃圾分类收集试点城市，2000 年第一次在各大公共场所出现了分类垃圾桶。
如今，2019 年快过去了，国内垃圾分类的脚步未曾停止，但至今依旧可以说收效甚微。这场垃圾分类革命，在中国到底有多难？
1.垃圾分类，难在何处
以上海为例，一方面城市垃圾总产量持续增加，人均垃圾产量居高不下；另一方面目前上海垃圾处置结构仍为填埋为主、焚烧为辅的混合处理模式。2018 年，上海制定了《上海市生活垃圾全程分类体系建设行动计划(2018-2020 年)》，按照有关部门公布的数据推算，上海生活垃圾焚烧处理占比 40%，填埋占比 40%，循环利用或成为资源化垃圾的占比仅为 20%左右。
因此，实现分类收集是“垃圾革命”的第一步。
垃圾分类的实操需要全民共同参与，但如何正确进行垃圾分类却成为了很多人的难题：一种是不懂如何分类；一种是懒得分类。
这些问题的根源主要集中于垃圾分类的宣传和推广阶段，毕竟在当前阶段大部分居民的分类准确率和主观能动性还相对比较薄弱。此外，垃圾分类还是一项系统工程，从分类收集开始，还需历经垃圾分拣、分类利用和处置等多个方面，任何一个环节的缺失或处置不当都会导致整个系统的失败。
不可否认，很多地区虽然已开始大力宣传垃圾分类，但垃圾运输中仍存在不同种类垃圾混装混运的现象，甚至乎后续垃圾处置能力不足的情况也时有发生。
垃圾分类是一种文明理念，也是一种善治之举，而养成良好的垃圾分类习惯，并非一日之功。垃圾分类强调精细化管理，只有在各个环节融会贯通，才能有效促进垃圾分类效果的提升。
2.他山之石，启迪几多
说起垃圾分类的成功案例，很多人会想到我们的邻国日本。的确，早在上世纪 90 年代初，日本就开始推行垃圾分类减量制度，至今可谓行之有效。
日本垃圾分类手册的条款多达 518 条，对垃圾的具体分类、每一类应该如何丢弃与处理，都有相应规定。
在日本，鉴于每个家庭对垃圾的精细分类，街头很少能见到垃圾箱，道路也相对较为整洁，民众习惯于将垃圾放进包里带回家进行很干净整洁。且日本极为看重环保教育，从幼儿园开始普及垃圾知识，经过多年努力分类观念已经深入人心。
日前，东京奥组委宣布：他们已基本集齐 2020 奥运会 5000 枚奖牌所需的金银铜，而这重达 7 吨的真金白银和黄铜全部提炼自旧手机、旧电脑等电子垃圾。当常识成为习惯，它就是一种理所当然。日本垃圾分类制度十分严苛，倘若未经登记擅自丢弃电子垃圾，将以触犯环境保护令而被罚款，甚至可能判刑。
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我国台湾省各地，街头几乎看不到垃圾的踪影，就连垃圾桶也无迹可寻。有些商铺甚至贴出醒目标识“非本店垃圾请带走”。
事实上，台湾每年大概产出 700 多万吨垃圾，但回收率高达 56.8%。
每一天，垃圾车响亮的电子音乐都会在各社区响起，熟悉的声音提醒居民将已经分类的垃圾进行装车。资源、厨余与一般垃圾三类垃圾分别送到资源回收车、垃圾车加挂的厨余回收桶及垃圾车中，如果不按规定分类，将面临上千新台币的罚款。
2005 年，台湾环保部门为促进资源循环再生，正式推动垃圾强制分类计划，使得台湾的垃圾量从 1998 年的 943 万吨下降到 2015 年的 722 万吨。
而在地少人多的香港，从源头分类，到惜物减废，再到垃圾收费试点，香港推行垃圾分类政策的决心始终没有改变。
香港的垃圾处理主要通过堆填和回收再处理两种方式进行。
其中，约 63%的垃圾以堆填方式处理。但是，平均每人每天弃置 1.3 公斤的垃圾，整个城市每天超过 9 千吨的总弃置量，给香港的垃圾处理带来了严峻的考验。为此，香港政府出台诸多政策，结合社会环保组织的力量对民众、学生进行宣传教育，尤其注重年轻一代的整体环保质素。
在“家居废物源头分类计划”推行十余年后，日前香港政府又公布了都市固体废物征费的建议实施安排，向厨余、纸料和塑料为首的固体垃圾“开炮”。届时，根据垃圾“按户按袋”收费模式，市民须使用指定垃圾袋才可弃置废物，此举最早有望于 2019 年下半年在全港实施。
3.垃圾自治，大有可为
回归到上海来看，垃圾革命的更高目标应当是建设循环经济社会。对标同样人多地少的超大城市东京，以焚烧作为生活垃圾的中间处理手段，将填埋作为终端处理手段，对焚烧后的灰烬进行填埋可有效提升垃圾的循环利用率。
2018 年数据显示，上海每年的垃圾总产量约为 900 万吨，人均年垃圾量约为 400 公斤，即人均每日垃圾产出约为 1.1 公斤（一般认为人均每日垃圾产出高于 1 公斤属于高垃圾排放）。此次上海在全国范围内首次以地方立法形式将垃圾分类纳入法治范畴，是从顶层设计上明确了垃圾分类的重要性及紧迫性。明确责任主体，强化、细化对垃圾分类投放、收集、运输和处置全链条，一旦这些动作落实到位，成效将不言而喻。
借鉴东京经验，上海可在垃圾分类上发挥后发优势。总体上进行综合变革，将资源回收利用、堆肥、焚烧和填埋等处理方式予以集成，同时在过程上形成“倒逼”优势——即以人均垃圾产出量为最高值，设定填埋和焚烧设施的最大容量，以此倒逼前端的分类收集和资源化利用，从源头上减量。另一项重要的东京经验是形成政府、企业和社会的三角关系，如今上海主导的垃圾分类正是对这一模式的实践。
如此来看，垃圾分类还极有可能在未来撬动“静脉经济”的发展壮大。“静脉经济”指的是运用循环经济理念，有机协调垃圾过剩和资源短缺两大难题，从而使得自然资源可以退居后备供应源的位置。与之相匹配的是生产领域的“动脉经济”，两者相辅相成可促进社会环境与经济环境的良性循环。
垃圾分类作为“静脉经济”中的重要一环，不仅应当发挥分类收集的实际功效，更重要的意义在于让社会生活中的每一位成员建立起环境保护和循环经济的意识和理念。
伴随着科技的进步，垃圾废料处理与资源化的手段也越来越多，上海经济快速增长所依赖的高投入和高物耗支撑也有可能通过合理布局和高效利用得以缓解，进而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可持续发展之路，建设资源节约的低碳化新型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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