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每个人都觉得环保这件事与自己有天然的联系,人们更多关心的只是自己眼下的生活有没有变得更好。直到想清楚这一点,周春才发觉自己在环保这条路上“落地”了。
听着居委会书记在小区垃圾桶旁跟居民宣传:“垃圾分类做得好,房价说不定也会涨”,站在一旁的周春在心里赞叹“这太妙了”。
她还学会了在给居民的垃圾分类绿色账户积分兑换礼物时,不再送环保的麦秆餐具,而是换作普通的牙膏和肥皂。在她眼中环保又健康的麦秆餐具,小区阿姨们领到后的反应却常常是“这玩意儿有什么用?不就是一次性餐具?”
“你跟他讲了两天两夜的环保,可能还不如换一块香皂有用。”周春说,“你得不停的调试,找到人们和垃圾分类有关系的点在哪里。”
作为协助推动上海虹口区嘉兴路街道 84 个小区进行垃圾分类的第三方社会企业“圾不可失”,创办者周春的身上有很多“光环”:2006 年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做了 5 年公务员后,辞职投身环保组织做志愿者。2013 年美国陪读丈夫的过程中,周春考取了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公共管理硕士。
很长时间里,环保在周春心里都是一件“特别崇高”的事。在她看来,人们应该理所当然的支持,至少是认可环保这件事。后来发生的很多事情让她意识到,她曾以为的环保不过是“一个环保主义者的自嗨”。
其中一件事发生在她朋友身上——一个想去贵州贫困县推广有机农业的人,却在那里捡起了垃圾。当地人不明白什么是有机农业和环境保护,相比之下,更希望这里可以多建几个工厂,多一点收入。
意料之外的是,“垃圾”成了人们的共识。由于当地没有垃圾收运系统,一条原本可以游泳的河里堆满了垃圾。她的朋友跑去河边捡垃圾,时间久了,观望的居民们也跟着捡。一个月后,河流恢复干净,居民捐款建起了垃圾收运系统。
周春将这件事视作“一个比喻”:当环保与每个人的需求产生关系时,改变才会自然而然的发生。
对于周春自身而言,不论是去海拔 4600 米的青藏高原无人区保护斑头雁,还是在美国波士顿码头海面上捞垃圾,连接起她与环保这件事最深层关系的,是距上海老港垃圾填埋厂不远处的一个被垃圾侵蚀的村子——那个她想回却回不去的家乡。
在美国申请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公共管理硕士时,周春在申请书中写道:希望自己“可以创造一个选择”,回到家乡,留在那里。
2016 年回国后,周春返乡做起了有关生态社区发展的项目,推广在美国“很时尚”的对环境友好的有机农业。但她发现,就连自己身边的“精英朋友们”都不怎么买“有机”的账。
去年 6 月,周春“进城”到上海长宁区的一个小区推销有机蔬菜。了解她的项目后,居委会主任跟她说:我不要有机菜,你要不要来我们这儿做垃圾分类?
周春接下了以第三方社会企业的身份协助街道做小区垃圾分类的工作,心里还执着于“卖菜”的事。直到三个月后的一天,她突然想明白:你一个卖有机菜的,人家却一定要塞给你钱,让你做垃圾分类,这不就是环保中的刚需吗?你应该认真去对待这件事。
2019 年 7 月 1 日,《上海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正式实施,条例规定了各类主体的法律责任。自此,上海正式进入垃圾分类“强制时代”。在周春看来,对于环保而言,这是一个很好的起点,“所有人都不能说这个事情与我无关,因为所有人都要扔垃圾”。
周春发现,那些退了休的上海老阿姨志愿者们,在经过团队的培训后,已经能很好的挖掘出居民们的诉求。
“把楼道里的垃圾桶撤掉,你家夏天是不是就闻不到垃圾的臭味了?每天不用从电梯里运垃圾桶,电梯里是不是也不难闻了?”香港丽园小区志愿者都来娣和居民说。在她看来,垃圾分类这件事最困难的地方就在于垃圾桶的“撤桶并点”阶段。这意味着,居民除了要在家庭源头上完成垃圾分类,还要到楼下的定点垃圾桶去扔垃圾,这让他们觉得生活原本的便利性遭受了“损失”。
上海东方都市小区志愿者沈心娣和小区自治团队为此想出另一种弥补“损失”的办法,她们向居民展现着垃圾桶“撤桶并点”后小区规划的新“蓝图”:这些单元门口的垃圾桶撤走之后,我们可以多好几个停车位啊,很实惠的!还可以多摆些绿植,小区变得更漂亮了呀。
在这场自上而下的强制垃圾分类面前,周春和她的团队还在寻找着一种自下而上的可能:“你需要从别人的需求去思考环保这件事,你得知道跟你一起做这件事的人,他们关心的是什么。”
曾有小区在垃圾分类执行的第一天,变身成为“垃圾场”。由于垃圾桶边的物业人员拒收居民未做好分类的垃圾,小区里到处堆放着垃圾袋。物业人员“表态”:我们就是要等着居民的正能量爆发出来,等他们自己看不下去了,自觉把分类做好。
周春被这一幕“气笑”了:“实际上这不可能激发出正能量,如果放任这样乱扔下去,那些还在坚持垃圾分类的人就会发现:我分了也没用,也会跟着乱扔垃圾,产生‘破窗效应’。”
她想起了自己在哈佛上课时,学过的一个案例——纽约地铁开展的“反涂鸦”行动:为了治理地铁里滋生的脏乱、逃票、吸毒等现象,纽约新上任的市长做了一件事:把地铁墙面上的涂鸦“刷白”。此后只要出现新的涂鸦,会继续刷白。“刷白”这个简单的举动开始让人们意识到:这个地方有人在管。
“其实人们心里都有一种想通过自己的努力让世界变好的愿望,或多或少都有一点,你只是要给他提供这样一个环境和氛围,让他感受到我有这样的力量。”周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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